【梁京評論】「一帶一路」的香港定位

2月3日,張德江在香港政府於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論壇」上發表講話,對香港政府參與「一帶一路」的動議給予非同尋常的肯定。那麼,如何來北京當局的這一決定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中的定位,究竟象徵性還是實質性的?香港真的能在北京的這個戰略中扮演一個難以替代的角色嗎?我的理解是,香港的角色,象徵性遠大於實質性,也就是說,香港不大可能在「一帶一路」中扮演非常實質性的角色。為什麼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戰略的投資風險巨大,很多投資項目的主要考慮不是盈利,而是長期的地緣政治利益。因此,其主角只能是不怕長期虧損的國企。而香港從資本籌集的投資,無法承受這種風險。充其量,香港可以憑藉其投資人才的優勢,開發一些由中國政府的戰略投資派生出來的投資機會,從而改善總的投資質量。但政府投資風險如果太大,這種派生出來的機會,也有巨大的連帶風險。

這是否就意味著香港政府主動「一帶一路」,是一個犧牲香港資本利益的決定呢?我並不這樣看。香港政府積極支持「一帶一路」,政治是明顯的,而這種政治收益,從短期來看,有助於增加香港資本在其他方面的盈利機會。最重要的機會有兩個,一個就是人民幣化帶來的套利機會。最近英國首相梅翠珊首次訪華,中國政府並沒有兌現當年的承諾,也就是給予倫敦人民幣交易中心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英國對於「一帶一路」,沒有表示出中國政府希望的那種支持。這就給香港在全球人民幣交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帶來機會。在這個情況下,香港政府增加北京的信任,對於香港爭得更多人民幣交易的套利機會是有利的。

不過,我認為對香港資本來說,更實質性的好處,是香港積极參与「一帶一路」,增加了參與中國內地資本外逃帶來的套利機會。孔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有了「一帶一路」這個名頭,內地資本取道香港外逃,就多了一個名正言順的機會。這個機會帶來的實質性好處可能是很大的。眾所周知,中國內地擁有一定數量資產的人,都希望至少將自己的部分資產轉換為海外資產,以規避國內巨大的金融風險和資產價格風險。也正因如此,當局採取了許多措施來控制資本外逃。但是,政府管制越緊,轉移資產的衝動也就越大,從中套利的收益也就越高。不難理解的是,借「一帶一路」的名頭來轉移資產,對於內地的一些權貴是非常有利的,我相信,這也是北京當局對香港主動要求參與「一帶一路」給予積極回應的一個內在原因。

那麼,香港積极參与「一帶一路」,對香港人的長期利益意味著什麼呢?可以明顯看到的就是,這個選擇將進一步加強香港金融業對於內地政治的依賴性,進一步強化香港資本利益與內地權貴利益的勾結,從而弱化香港社會的自主性,弱化香港的自治能力。對此,香港當局者的內心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們有別的選擇嗎?眼看香港不大可能加入TPP,眼看北京當局現在可以繞過香港對外開放內地金融市場,從而對香港金融業帶來巨大的競爭威脅,香港當局再不打「一帶一路」這張政治牌,恐怕就真的沒有什麼更好的選擇了。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80206/896408.html

陳方安生:香港將很快被大陸邊緣化 中國尤其聽美國的 來不對外說

香港特區政府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今天在紐約呼籲美國關注香港“一國兩制”遭破壞的嚴重狀況,支持和鼓勵香港為維護基本觀和“一國兩制”所進行的鬥爭。

星期五,陳方安生在紐約亞洲協會說,如果用通常標準來衡量“一國兩制”,也就是包括獨立和基本的法治,包括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基本權利,那麼她要遺憾地說,“所有這些全部處於中國大陸的壓力之下”

她說,“越來越多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裂縫已經開始出現”。她呼籲美國,不僅出於香港人的利益,而且出於美國的利益,要支持香港為維護基本價值觀和“一國兩制”所進行的鬥爭。

陳方安生說:香港“是整個孤零零的燈塔——唯一尊重維護法治和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中國城市,這些不僅受到條約的保障,而且受到我們自己的憲法的保障。

“我們極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們的美國朋友,繼續積極鼓勵和支持香港為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進行的鬥爭,因為如果香港失去了這些屬性,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香港將很快被大陸化。”

“中國尤其聽美國的”

陳方安生說,她希望川普總統更堅定地支持人權,關注中國人權狀況,支持基本自由,對香港的現狀表現出一點興趣,因為那裡有美國人在那裡居住和。她說,“中國尤其聽美國的,這是我從內部了解到的,但他們從來不對外說。”

陳方安生說,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正受威脅。她說,2014年中國國務院的白皮書說,“中央政府對香港有全面管制權”,這與基規定的分權和司法獨立完全不符。在2014年隨後幾年中,北京越來越清楚表明,香港享有的一點點自治權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北京不願意可以隨意把它拿走。

多數香港媒體已成北京喉舌

她說,香港的新聞自由瀕於死亡,“香港現在只有一份報紙仍比較獨立,就是蘋果日報”。而北京駐港辦公室居然設法斷掉蘋果日報的廣告。她認為,大部分香港媒體,已經不同程度地成了北京的喉舌。電視媒體則完全在特區政府、北京和駐港絡辦公室的控制之下。

香港的學術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學遴選委員會一致通過的一位副校長人選,就因為跟佔中領導人關係密切,而最終被否決。她說,“在香港大學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支持北京的人進入學董會,”她不知道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還能在香港維持多久。

陳方安生說,美國國會議員提名黃志峰等人和香港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顯示了他們對黃志峰等香港年輕人敢於站出來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司法獨立和一國兩制勇氣的肯定。她說,“我毫不懷疑,北京充分聽到了這一訊息。”她說,她非常敬佩黃志峰為代表的香港年輕人,“他們作出了很大犧牲”。

來源:VOA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iwannews/20180204/895380.html

黃遠輝引述政府指 軍事用地基本不會是土地選項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有委員關注,小組會否討論軍事用地選項。 黃遠輝引述政府表示,19幅軍事用地全數用作防務用途,沒有任何軍事用地閒置,基本上不會是土地選項。 黃遠輝指,既然無法進一步檢討,小組不會繼續再尋求討論,亦不會將這個選項帶入諮詢。 被問到小組首次會議的討論文件有包括軍事用地這選項,但為何拖延至今才抽起,是否因為政府要問中央意見。黃遠輝回應,首次會議文件有軍事用地選項,是基於當時社會有聲音,而有關選項並非由政府提出。

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79489-20180206.htm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馬道立:上訴庭不恰當引用判刑指引

香港電台》

3名前學生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就闖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被改判監後提出上訴,終審法院下午裁定3人上訴得直,維持原審判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表示,認同上訴庭指面對有暴力成分或非法集結案件,法庭有需要以更嚴峻方式處理,即使有較低暴力成分;以公民抗命等作為動機,都不應在判刑上起著太大作用。但馬道立說,今次案件在上訴庭覆核刑期時,明顯不恰當引用判刑指引,以大幅度及更嚴峻方式判刑,因此裁定3人得直,維持原審判決。 3人在闖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中,因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原審被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律政司其後提出覆核刑期,上訴庭改判3人即時監禁6至8個月。3人其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79442-20180206.htm

Kim Ching

其實我不是議員,但在這半年間,陸續收到一些相對低調的學界及文化界朋友反映共同的困境,都相繼在不同程度被三中商出版及發行「杯葛」。
不少用心的本地出版,有的試過收你數百本在倉內一本也不擺上店面囤貨,有些新書一上架就只擺一星期在櫃上無人注視的角落,原有仍能銷紙的出版突然在店內失去蹤跡,有的過往一直都有持續出版但開始拒絕合作,大大阻礙了在大書店內原有仍有些有效通路的思想傳播。
當然這一切都可訴諸商業理由。但有些朋友間接透露半年前三中商換了中聯辦主管,已開始全面對店面上架書籍進行政治審查,任何有批判角度談及雨傘、社運、香港前途、本土、中國,儘管篇幅少得可憐或奇貨可居,也會被過濾下架。當然在什麼都可以被無故篩選的年代,這亦不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
過往三中商分店仍在選書擺書相對上店面自決,原來今天亦已經逐步中央集權化,由幹部高層主導各分店的選書。於是,近日大家再行三中商會有種煥然一新的感覺,擺在眼前大部分的出版依舊貌似會與當下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話題帶些關聯,但寫的作者與內容的角度已大大的面目全非。書店內有人感到身處盛世,有人覺得我們正身陷一場文化浩劫。
一直以來,三中商店面及發行壟斷是死症。雖然做書業都會知道,除了是好書以外,你不能透過擺一本政治垃圾書在當眼處,就能騙讀者買你本政治垃圾書。我亦相信三中商大量歌功頌德的自家出版、一堆堆平面化香港地方歷史的著作,都是賣得相當差勁的,這可能與歌功頌德的人本身不看書有關。但這不計成本的空間部署意圖不在硬銷自己,而是消耗敵人,隔斷本地文化接觸與最新思潮。當下人心回歸的政治工程,同時卻就意味著文化思想的日益操控。
一個城市,不能再吸收本地自主思想的養分,就很容易隨意嫁接或者枯萎,這是很重要的,無關排他。
廿一世紀的焚書坑儒,不再是對知識分子直接的殺戮,而是用海量的自家出版來淹沒你的出版,讓你無法駁通物流已足夠將你的思想活埋。這不僅對現今具社會批判的知識出版是場新的挑戰,亦是對一般讀者如何吸收時代思想的考驗。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55402813956247&id=699586246

英國外交部秘密扣起港英政府檔案 公開時間表一拖再拖

由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香港眾志 Demosistō 與一眾青年學人發起的「香港前途研究計劃」,自2017年開始前往英國國家檔案館,盼望透過剖析香港前途談判的檔案,揭示被遺忘的歷史事實,讓公眾重新認識香港史,以及為當下香港各種問題論述提供扎實的基礎。

然而,我們推動民間研究期間,並與關注香港檔案保存狀況的朋友請教後才發現,國家檔案館竟然沒有任何被列作最高機密的港英政府檔案[1];同時香港歷史檔案館的館藏亦明顯殘缺不全。理論上殖民地政府的檔案,應隨著管治結束和主權移交,轉移至英國存放或保留在香港。另外,除非有法例指明的例外原因,否則轉移至英國本土的殖民地政府檔案亦應按照英國《檔案法》規定,在封存20年後解封供公眾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查閱。

隨著肯亞反對殖民管治的倖存者控告英國政府,引起公眾輿論關注,英國外交部在2013年被傳媒揭發秘密收藏約120萬份不同殖民地的檔案。其中厚達50米的檔案均與香港有關,竟然未有根據英國《檔案法》轉交至國家檔案館。[2]

檔案清單顯示,相關檔案所牽涉的年份由上世紀50年代跨越到主權移交,涉及多個重要決策部門及單位,包括港督府、行政局、政治部、中英聯絡小組等,當中更包括開放直選決定、前途談判、「八九六四」百萬人大遊行、基本法起草過程等與香港命運攸關的議題。這些檔案均是認識香港歷史、拆解香港當下各種管治及前途問題時,不能繞過的重要歷史資源。

現時事件的關鍵在於,當時英國外交部表明會在兩年內把秘密扣起的檔案轉交至國家檔案館,但事隔五年,外界無法得知進度如何。有見及此,我們在過去半年向不同人士了解這批檔案的去向,包括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 、英國國會議員韋斯特(Catherine West)、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dict Rogers)等,其中彭定康更隨即去信英國外交部查詢相關檔案的現狀。除此之外,我們亦委託《衛報》向英國外交部查詢,方揭發英國外交部至今仍未把香港有關檔案轉移至國家檔案館。

英國外交部官員稱,當局尚未公開檔案,因香港檔案以微縮菲林保存,將其電子化的技術複雜且費時,並聲稱會有專責團隊動用資源處理積壓檔案,但單單英國外交部 #秘密扣起港英政府檔案 一事早已違反英國《檔案法》,加上至今仍未兌現兩年內公開檔案的承諾,亦無任何公開檔案的時間表,更聲言部份檔案要延遲至中英聯合聲明限期屆滿的2047年後才公開。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Decoding Hong Kong’s History」正從各方爭取英國外交部的專責團隊,優先處理這一批戰後至九七最重要的港英決策密檔,並期望所有檔案能夠盡快解封。我們認為,英方一再拖延公開檔案的舉動,實乃漠視國際社會和香港人了解歷史真相的知情權,促請英國外交部盡快交待公開檔案的時間表。

[1] 即港英政府管治香港期間,在本地建立的檔案。
[2] 《衛報》相關報道

解密過去 重奪未來 請捐款支持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Paypal)

http://thestandnews.com/politics/%E8%8B%B1%E5%9C%8B%E5%A4%96%E4%BA%A4%E9%83%A8%E7%A7%98%E5%AF%86%E6%89%A3%E8%B5%B7%E6%B8%AF%E8%8B%B1%E6%94%BF%E5%BA%9C%E6%AA%94%E6%A1%88-%E5%85%AC%E9%96%8B%E6%99%82%E9%96%93%E8%A1%A8%E4%B8%80%E6%8B%96%E5%86%8D%E6%8B%96/

專權選舉的自由陰影(文:馬嶽)

明報文摘

在周庭被禁參選的差不多時間,俄羅斯的反對派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雖然拿到足夠的公民提名,卻被俄羅斯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禁止參選總統。納瓦爾尼一直致力批評俄羅斯政府的貪污問題,年前被政府控告虧空公款,亦以同樣的理由拒絕其參選。

近年香港在各種國際的人權、自由、民主評級機制的排名和評分不斷下跌。對西方學者和國際機構而言,香港近年發生的事情都太過熟悉,在世界各地半專權政體不斷重複出現:以司法打壓示威自由、取消民選議員席位、不讓部分反對派參選等。

世界各地的混雜半專權政體往往都會有選舉,因為當民主選舉已成為普世價值之際,他們希望告訴世人和自己國民,他們的權力來自人民授予。但當然完全的自由和公平選舉是很危險的,於是政權會用各種方法操控選舉結果,希望確保有選舉的外貌,但又可以勝出。

專權選舉的分化功能

近年不少對專權下的選舉的研究,慢慢整理出專權政府的慣技,專權下的選舉可以有鞏固政權的功能。選舉可以是建制精英競爭的機制,令不同派別競爭而擇優,可以讓執政者獲得更多社會資訊來改善管治(例如透過選票數字,可以知道哪些地區較不支持政府)。政權也可以透過選舉建立恩從的網絡(patronage networks),透過分發利益,換取社會不同團體對政權的支持,以至控制社會和削弱反對派的支持基礎。

專權下的選舉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當有政治利益可以爭奪時,縱使只是有限的席位,可以造成反對派的分化。在香港的具體情况,我不用再多說了。近兩年的遊戲規則改變,不是所有的反對派都可以參選。這種分化的競爭架構(divided structures of contestation),最容易造成反對派的內部分化。

舉例來說,在2018年,政權劃定的界線是支持「港獨」和「民主自決」不可以參選。那麼姚松炎、區諾軒和眾志的立場分界線在哪裏?過了哪一條界線便不可參選?周庭是眾志的核心成員所以不能參選,那麼如果其他眾志成員退黨是否就可以參選?如果劉頴匡因為是梁頌恆支持的所以不能參選,那麼各民主派還要不要眾志和黃之鋒的支持呢?這無疑是為整個反對派,製造了一個疏遠獨派和眾志的誘因。

對被拒參選的政團來說,屬於其光譜的支持者,一是杯葛選舉(因而削弱反對力量),一是投給一個政權可接受的光譜的候選人(因而變成被政權限制了自己的政治立場)。政權變成可以定義參選者的政治光譜範圍。這正是西方民主選舉原則,或者國際人權公約所不容許的:如果執政者可以定義某些立場的人不能參選,除了違反參選權這基本人權外,更難言有公平選舉。

重要的是,這個分化和「估界線」的遊戲下一次選舉會再玩過,每一次都可以帶來反對派新的衝突和分化。反對派中的政團不斷重新劃線、猜測入閘的界線、猜疑其他政團會背棄立場以換取入閘,分化將持續不斷。

除此以外,今次取消參選資格,對選舉公正、民主發展,以至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可以有非常深遠的破壞。

無遠弗屆的「陰影面積」

首先,正如不同論者指出,什麼人不能參選的「陰影面積」可以不斷擴大。2016年,大家相信界線是「港獨」;今天「民主自決=港獨」。上星期二,林鄭月娥面對記者時說提倡「地方自治」其實是不可以的。總有一天是「高度自治」都不可以,只有背誦「全面管治權」才可以參選。

第二,這次選舉建立了一個危險先例,就是選舉主任可以問參選人一堆政治立場問題,「答對了」才可以參選(也可以不問而直接取消資格)。每個參選人不會事先知道要答什麼問題,也不會知道什麼是指定答案。但大家經此一役,會期望選舉主任會作「政治審查」,然後選舉主任可以根據自己的主觀感覺判定某人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一判定生死,而這做法根本是沒有法律基礎的。你有本事就到法院打選舉呈請;但今時今日又有多少反對派真心相信可以在法院打贏這個選舉呈請呢?

對言論和政治自由的限制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有一個重要提醒:候選人縱使現在資格獲確認,但如果競選期間有言論可被認為是「不真誠擁護基本法」,選舉主任仍然有權取消資格。這正是可怖之處:這限制了反對派選舉期間的言論內容範圍,帶來選舉不公平;而這個可令人取消資格的「陰影面積」同樣是無法估計。

推而廣之,有關做法加上2016年11月人大釋法的內容,對其後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影響,可謂無遠弗屆。當年人大釋法第一款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如果以這兩次選舉的做法,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並不是透過就任時的宣誓儀式達成,而是選舉主任可以隨意地從參選人過往的言論、行為、政治聯繫、和什麼組織聯絡過,主觀唯心地判定某人是否「真誠地擁護基本法」。縱使像劉頴匡般曾經公開表示自己支持「港獨」,然後又再公開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獨」,選舉主任仍然可以說:「我其實都覺得你唔係真心囉!」然後褫奪其參選權。

對所有從政者(應該是反對派從政者吧,建制派沒事的),這個「陰影面積」覆蓋的行為和言論內容以至時空,都可以無限大。如果和台灣「時代力量」同時出席研討會可能有問題,很多人都要檢視自己有沒有表過態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或者考慮從此和台灣的執政黨斷絕來往。這令有意參政者不斷猜測政權容忍的界線,自我設限,以至造成寒蟬效應,正是政權最想看到的結果。

慢慢這造成一種「陰影期望管理」:每次選舉,有人被取消參選資格變成大家期望以內的「新常態」。即是在某人被取消資格下,其他人可以參選已經額手稱慶了,沒想到本來所有人都有參選的人權。同樣地,到了3月12日如果民主派成功拿回4席,又會高興這是民主的勝利了,忘記了這4席本來就是反對派的,忘記了港人的政治權利和政治空間正在不斷萎縮。

(編者按: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候選人另有鄭泳舜、蔡東洲;港島補選候選人另有陳家珮、任亮憲、伍廸希)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205/s00022/1517745344954

維護年輕人的政治參與權利(文:楊森)

明報文摘日前港島區選舉主任不確認眾志成員周庭參與港島區立法會補選的資格,引起社會很大迴響。是次港府的做法對本港選舉制度和政治參與,特別是年輕人的政治參與,造成嚴重打擊。此外,對整個社會的氣氛產生莫大震盪。本文以下會討論其影響。

首先自2014年6月中央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出中央對本港的全面管治權,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 ,及對於其高度自治,中央具有監督權力。此白皮書的高調出現,顯示了中央對港政策出現了轉捩點。由此可見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一事,並非單一事件。但一石捲起千重浪,的確引起很大社會迴響。

是次港島選舉主任不確認周庭參選資格,主要是指周庭的政治聯繫是香港眾志,和宣揚民主自決,故被視為不支持《基本法》。查實香港眾志的政綱無指支持港獨,而周庭本人亦無宣稱支持港獨。

就民主自決和港獨而言,無疑是一種政治見解和立場,但因此就可被取消參選資格嗎?法律界全部選委發表聯署聲明反對此做法,認為該決定是違憲和違法的。聲明指出,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是違反基本法第26條,即凡香港永久居民可享有選舉權和被選權;亦違反香港人權法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5號《一般意見》。該文件顯示:「不得以無理或歧視要求如教育、居住或出身或政治派別等理由來排除本來有資格競選的人參加競選……不得以政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選舉主任違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

本港不是民主社會,但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個公民社會。本港選舉制度和文化都是多元和開放的,市民不會因政治主張和見解而被剝奪參選權。選舉主任所持理據無疑是上綱上線,缺乏法理依據,和破壞了本港選舉制度和文化。

其二,選舉主任的決定亦違反了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可惜的是,見微知著,日後會影響市民對公務員系統的信任和支持。公務員並非政治任命官員,而一向都是專業地奉行政治中立原則。但是次決定,該選舉主任作為公務員是放棄奉行政治中立原則,變成緊隨中央全面管治的政治路線,嚴防和嚴打被認為分裂國家的主張於萌芽狀態。

其三,是次選舉主任的決定,大家都認為不會是選舉主任個人決定,相信亦非特首個人一錘定音,而是北京方面拍板。由此更加刺激和鼓勵本土主義走向激進化,更會影響年輕人的身分認同。相信更多年輕人會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更不是廣義的中國人,即港人和中國人混合身分。

據港大民意調查研究,於2017年12月的調查結果顯示,18至29歲年輕人認同純粹是中國人的比率只有0.3%,是回歸以來最低;另方面,認同純粹是香港人的則升至69.7%,是回歸以來新高。若中央加緊對本港的全面管治,年輕人抗拒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只會每况愈下;而認同港人身分的,亦會愈來愈高。

在本港接踵而來的,會有《國歌法》立法、「一地兩檢」和23條立法,或者人大進一步釋法以處理被取消參選資格的上訴問題等,於是港人會覺得中央對本港的干預進一步加強。在此環境下,本港年輕人的身分認同亦會進一步趨向本土化。

從社會參與的角度,選舉主任以上綱上線的手法剝奪眾志成員周庭的政治參與權利,對本港政治制度和文化產生莫大衝擊,對周庭和眾志是不公的。年輕人有理想,願參與討論一國兩制的前景,是值得欣賞和鼓勵的。為何因不同政見就成為被打擊於萌芽狀態的目標呢?

其實本港賴以成功的地方,除了法制、公務員體系、市場運作、港人勤奮、鄰近大陸等因素外,本港開放、多元的文化亦是重要一環。但選舉主任因為要緊隨中央全面管治路線,對本港政治制度和文化所造成的衝擊,有關方面是要檢視的。日後港人參與議會政治,看來都要面對政治劃線,而其政治見解和立場就成為選舉主任的審核對象。

筆者從政多年,不禁要問:為何突然間選舉主任擁有這樣的政治操作權?為何選舉主任的角色,過往只是審核提名人的真確性,現時竟然賦予政治劃線和審批權,甚至將這些行政權進一步強化和合理化呢?本港政治制度和文化縱使不是全面民主化,竟會淪為此境况呢!

上文提到本港仍未是民主社會,但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個公民社會。港人奉公守法,相當尊重法律,亦認識本身公民權利,當受到政府不平對待時一般也會出聲爭取,不像過往般默然接受。於是,法制、個人自由、新聞自由、社會公義、人權包括政治參與權等是重要的,和要盡力維護的。可以說,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是環環相扣、息息相關。在一國兩制下本港何時走向民主社會仍是未知之數,但公民社會之出現,港人要珍而重之,甚而參與、維護和推進。豈能空手靜待民主,像「等待果陀」般呢?

中央要港人正視「一國」  也應尊重「兩制」

推動公民社會與爭取民主普選運動相結合,於是爭取議會制度的民主化,與議會外的社會運動互相配合,裏應外合地爭取一國兩制之高度自治 。中央方面,要港人正視「一國」之餘,也應尊重「兩制」之高度自治。盲動推行對港全面管治而漠視港人的文化和反應,對減少社會撕裂和兩地之裂縫是於事無補。可以說與其對年輕人強行高壓政策,以圖阻嚇,不如像大禹治水般不重堵塞只重疏導,來得切合時勢。

最後,港人把握現在,才能建設將來。年輕人參與社會、參與政治是基本公民權利,受憲法和法律保障。年輕人參與政治,不應受到政治劃線,不應因政治和見解不同而受到打擊和封殺於萌芽狀態,否則本港社會的多元、活力、創新、打拼、承傳等均會漸走下坡,而本港亦失色得多。誠望各方三思!

作者是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205/s00022/1517745499675

隔牆有耳:胡仙爆《星島》統戰秘史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同副教授黃仲鳴博士,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資助,合力開展香港報人口述歷史研究計劃,訪問咗28位資深報人,包括星島集團前主席胡仙(圖)及《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太太駱友梅等,出版《數風流人物──香港報人口述歷史》,為香港報業史補白。
《星島》由胡仙父親胡文虎喺1938年創辦,胡仙喺訪問中憶述香港淪陷期間,《星島》雖然仲有出版,但受日軍控制,要改稱《香島日報》先可以稍微自由發揮。喺香港聖保祿讀書嘅佢未畢業就入報館,1954年父親病逝後接掌星島報業。胡仙話《星島》一直用中華民國年號,中華民國同公元並用,但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1994年要統戰佢,加上1997年主權移交在即,覺得傳媒要繼續生存就要面對現實,所以喺當年轉為公元紀年。

至於1998年「胡仙案」內幕,訪問中冇提到,但胡仙坦言理財不善被迫出售《星島》股份,「當時《星島》正在賺錢,我希望債權人何伯(何英傑)能給點時間讓我還錢,但他不肯,他一直都想將《星島》送給長孫何柱國。那時我們周轉不靈,又遇上股市下跌,《星島》最終轉手何伯」。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0205/20295722

【DQ提名案解畫】梁天琦陳浩天選舉呈請幾時出爐? 選舉呈請及JR的兩難

by 法夢 / Feb 3, 2018

文:K
編:腸

2016年立法會選舉,多位參選人的提名參選資格亦被DQ,包括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城邦派中出羊子、民主進步黨總代表楊繼昌、保守黨賴綺雯及沙田區議員陳國強。在2016年7月,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及副主席陳德章三人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參選人須簽署確認書的決定,但法官以沒有迫切性為由拒絕。

大部份的選舉呈請都卡在陳浩天的選舉呈請中,均押後裁決直至陳案判辭出爐。陳案由區慶祥法官審理,自17年2月審理,剛排期18年2月9日頒出判辭(暫未知時間)。這次2018年3月的補選中,則前後有香港眾志周庭、劉頴匡、陳國強三人因政治理念而被裁定提名無效。

在處理以下比較技術性的討論之前,先介紹一隻1994年的案例-《劉山青案》。事件涉及社民連成員劉山青參選區議會,當時香港政府以過去十年沒有通常在香港居住為理由DQ他。原因是劉山青雖一直在香港成長、受教育、工作,但期間因回大陸救民運人士王希哲等人,被公安拘捕,83年被判反革命罪,入獄10年,91年回港。他提出選舉呈請,理由是入獄只是臨時或非自願離開香港,他在選舉日前申請司法覆核則被拒,但在選舉結束後申請選舉呈請得勝,推翻了該區的選舉結果,政府需重新舉行選舉。

在司法覆核案上訴庭高奕暉(Godfrey)法官就提出非常重要的問題:雖然辯論該案時雙方還未完整陳詞,但顯然可見,交由由行政主任AO在選舉時擔任的選舉主任一人決定是否DQ一人的選舉資格是極不理想的做法。他要處理的是如到底劉山青因被大陸囚禁是否屬於10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等的議題。他亦認為立法機構需反思這個權力分工是否合適。

什麼是選舉呈請?

根據《特首選舉條例》或《立法會條例》,凡與選舉相關的覆核都需按選舉呈請挑戰,才可挑戰選舉的結果。而提名程序的「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亦包括在選舉的定義之內。這是從英國選舉法律而來,希望不忿落敗的選民或候選人不要打斷選舉而設的特別機制;但多年來李志喜資深大律師或陳文敏大律師在《劉》案都爭辯,涉及DQ選舉資格的案件並不受選舉呈請所限,因為DQ本身是候選人被剝奪選舉資格,即是選舉主任的決定,而非挑戰選舉結果。

選舉呈請的特別限制為何?主要是理由、時間、申請人三方面有嚴格規定。

首先選舉呈請必須由候選人(或聲稱為候選人)提出或10位選民以群組方式提出。以選舉呈請的方法的話,當選者及選舉主任都會被列為被告。選舉呈請申請人亦有可能要繳交保證金,每人不得交逾2萬元。

所有選舉呈請應在選舉結果刊憲之後2個月提交,如果是特首選舉,時間限制更是在結果刊出7日之內,可見此程序非常強調快速處理,以免影響當選人及席位資格(見《何俊仁訴梁振英案》)。

在立法會選舉而言,《立法會條例》第61條就列明,選舉呈請必須是基於特定的理由,大概分為(1)該申請人被裁定不符合選舉資格已喪失該資格、(2)該選舉有賄選或非法行為或(3)選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與提名DQ案比較相關的便是第3項,當中提名程序亦包括在選舉之中(見《劉山青》案)。

《劉山青》上訴案(Fung Chan Ki Rich, Exparte [1994] HKCA 334)中,選舉主任按當時生效的《選舉規定條例》第18(2)條因區議會選舉候選人不是「10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而取消他的參選資格。法官們一致同意,DQ理由是否違反人權法下的選舉限制的合理性,顯然屬於「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其後政府修訂了有限條例,從10年限制大幅降至3年。

在其他爭議例如選舉開支,上訴庭在《莫乃光訴譚偉豪》就認為只有當選舉開支「是以選舉工程為目的,希望促成某候選人當選」,而只在選舉前該人為了增加自己知名度、向IT界選民推廣的花費則不屬於選舉開支。而當然,他亦要證明,如果不是該不妥之處,申請人實際上會當選。

司法覆核之路顯然可走 但能否救近火仍成疑問

問題是,選舉呈請必須要在選舉後才可以提出?選完再挑戰,晒氣啦。所以,選舉案件也有個未確定的爭議點:到底候選人可否申請司法覆核,以解燃眉之急?答案是可以的。

在《劉山青》上訴案中,烈顯倫法官、黎守律(Narareth)法官連同該案的司法覆核案初審法官梅賢玉認為候選人在這個狀況下只剩下選舉呈請的選擇,而不得申請司法覆核。高奕暉法官在附帶意見(obiter dicta)則認為,如果禁止呈請人以不合法、程序不公或不合理等司法覆核理由提出訴訟,就算他有充份公平及便利的理由,也會把呈請人趕盡殺絕。但是申請人必須在有限時間內申請,如果法庭無法給你補救,也無法重新安排選舉,法庭只能拒絕他的申請。法官基於後者理由拒絕了劉的申請。

在其後的《何俊仁案》,五位法官列席的終審庭再次考慮到這個問題,並指如果申請人是以選舉呈請的理由作申請,他必然不能同時依賴選舉呈請及司法覆核;但如果參選人以外的人,一律不會被禁止以司法覆核的方式挑戰選舉事宜(第25-29段)。換言之,法庭並沒有封死司法覆核的路。

終審庭繼而重申,容許申請人有多個渠道提出申請,是為了確保選舉是廉正、真誠、公開、誠實及公平。法庭同時強調,司法覆核仍然受申請許可門檻、申請人身份、時間性問題所限。

當中尤其需要考慮的是申請人身份(standing)的問題。一般來說,任何司法覆核的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與準備覆核的事宜有充足的聯繫(sufficient interest)。然而,與選舉最有聯繫的人,包括參選人和(10個以上的)選民,根據《何俊仁案》,此兩類人基本上只能以選舉呈請挑戰選舉。如何找到一個不符合可以作出選舉呈請的身分,但又與選舉有充足聯繫的人作為司法覆核的申請人,同時可負擔訟費風險,的確是一個難題。

另一非常重要、與選舉相關的事項,就是《立法會條例》第60J條所列明,一旦選舉呈請未經確認,選舉開支並不會發放給選舉的所有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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